杀晁错,收七国

  • 汉景帝
  • 七国之乱
  • 削藩
  • 晁错
  • 贾谊
  • 窦太后
  • 黄老之术
  • 儒道之争

窦太后、贾谊和晁错的儒道之争的本质,在这节开始之前,书中先讲到了一件事。

这一节讲了什么

在这节开始之前,书中先讲到了一件事。

1991 年 4 月 23 日,在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,苏联与 9 个加盟共和国达成了一个协议,成立了一个叫做”主权国家联盟”的新联盟,来取代原先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。这个联盟里,虽然规定了统一的总统、统一的外交政策、统一的军队,但是他把财政大权让渡到了各个国家里头—也就是说,联盟这边想要去征税,需要征得各个国家的同意。以前看到这儿根本反应不过来,现在的第一反应就是:这不废了吗?这联盟跟没弄一样。**财政掌握在谁手里,谁就掌握着国家命运。**没有独立的财政权,这个联盟就形同虚设,最终的结果就是没了。

文帝时期这种发展民生经济的偏温和的状态,其实一直延续到了文帝死后、景帝上位。在朝廷里边或者皇家里边,黄老之术的代表是文帝的皇后窦太后,就是景帝他妈—她对于这个政策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。她遵循的就是黄老之术,通过教育,让整个刘氏宗族的子弟们都去这方面学习。而窦太后的这个影响,其实持续到武帝上位六年后、窦太后去世之后,才整个做了翻转。

景帝这边也是不反对继续实行黄老之术的。但是呢,在发展经济的同时,如果依旧延续文帝时期的仁慈,来维持帝国的体系运转,却是不行的。因为在文帝时期,各个诸侯已经积累了巨大的财富,并且牢牢控制着他们的封地。在中央与地方博弈的过程中,地方逐渐占据了优势。这就是文帝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隐患—当时他发展了经济,没有解决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问题,到景帝时期,这个问题更加凸显。当物质层面满足之后,蠢蠢欲动的权力之心就会涌现出来。这种威胁,是需要汉景帝去做思考和处理的。

除此之外,在这样一个黄老之术的氛围中,有另外一拨人正在浮现水面,就是儒家。相较于黄老之徒来说,儒家对经济和财政都不感兴趣。他们的一个思路,是利用对皇权有利的政治思想,加强对社会的软性控制。这方面的两大代表人物是贾谊和晁错,但他俩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。

贾谊的做法是典型的儒家做法:定制度、兴礼乐,通过礼乐来固化政治制度、凸显皇帝的地位,让人们形成”皇帝威严不可侵犯”的思维定式。用这种繁琐的规章制度,把各个阶层全都固定住,有一种固化的思维—这跟后边董仲舒提出的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是类似的,强调人在宇宙中的秩序和等级。这个其实可以谈论很多,但现在先按住不表,后续有机会再聊。而在经济方面,贾谊采取了完全不同于黄老的做法:他提倡朝廷干预,重视发展农业,贬低其他行业。他的这个主张,跟文帝时期强调放松对民间的控制、发展经济是相悖的,因此并没有得到皇帝的赏识。郁郁而终,是最终的归宿。

晁错是除了儒家之外,又结合了法家:不管方法好坏,只要有用就行—**招不在于新,管用就行。**所以他是直接选择对诸侯采取行动:主张削藩,让皇帝收归集权。

当时发生的七国之乱,就是因为晁错主张削藩,从而七国诸侯群起,打着”诛晁错”的主张来挑战中央权威。其实他们本质上就是反对皇帝削藩。景帝也是顺势而为:为了先稳住局面,杀掉了晁错;再进一步顺势而为,借七国联合的这个时期,直接镇压了七国的叛乱。但也正是七国群起而攻之的行为,给了皇帝一个解决地方各个诸侯威胁皇权的契机—在镇压叛乱之后,皇帝进行了一系列改革:将财政权收归自己手中,剥夺了各个诸侯国治理国家的权利,一切任命全由皇帝来任命。诸侯国就形同虚设了。

回到这一节的标题:其实说的是儒道之争,但用的是儒家的皮,实行的是法家的芯。

问题一:这一节标题叫”儒道之争的本质”—这个”本质”到底是什么?

我觉得这个的本质,我想到了文帝初期面临的一个决策。再往后一步讲,其实说的是:当一个刚建立的帝国,它到底是要发展经济呢,还是要加强中央集权。我觉得这个本质,就是经济和集权的选择。

问题二:是什么决定了一个皇帝此刻选经济、彼刻选集权?

其实要看当时所处的环境。我说的这个环境指的就是朝内朝外:比如在外,像初期的时候,国内各个诸侯的势力都不稳,大家经历了战争,现在属于和平时期,都是消耗过之后的状态;而外围有北边匈奴的情况,他们也同样属于刚起步的状态。所以以维稳为主—当时在文景时期,就处于一种通过和亲、或者互相朝贡这种方式,来达成两方动态的、稳定相处的状态。而在朝廷层面,初期也没有一个完善的、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,权力也没有完全收归上来,并且老百姓对于整个帝国都没有一个共同的认同感—说白了就是心都不在一起,比较散。这个时候,主要是文帝时期的处理和选择。那过渡到景帝的时候,由于经济的发展,国内老百姓都富裕了,各个诸侯国都有了富余。休整之后,大家都有钱了,那么在物质层面满足之后,蠢蠢欲动的一些势力就会出现。景帝这个阶段,他选择的就是要集权,消灭这些威胁中央、威胁皇权的因素—具体指的就是各路诸侯,所以有了七国之乱这样的事件。那么当景帝时期把权力收归于皇帝之手,不管是财政大权还是整体权力,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属于向上走的状态。到汉武帝时期,不管是从财政角度、还是从经济角度、还是从权力的角度,权力也是达到了一个—不能说集权的巅峰,但已经非常集权了,并且经济发展非常之好,国家也比较富足。那么在这个时候,更看的是皇帝的性格。所谓时势造英雄,就是当下成熟的环境下,有了这样一个千古一帝,他主动发起了汉匈战争。所以我的答案也比较明确:它是结合于帝国所处的阶段、内外环境的情况。

问题三:景帝”顺势而为”杀了晁错—你怎么评价这一手?晁错冤吗?

我的第一感受,以我当前的水平,我觉得这就是权谋之术里的一种正常操作。晁错这个人冤吗?这个冤怎么看:从他个人角度,他把命丢了;皇帝玩了一把卸磨杀驴的手法。但在皇帝的角度来说,皇帝是怎么看待晁错这个人的—觉得他是个工具,还是觉得他是个人才?因为我不是皇帝,我也不知道。但肯定在七国诸侯眼里,他就是一个敌人,要不然皇帝也不会去削藩。其实**不是皇帝听了晁错的建议去削藩,是皇帝本身就有这个想法,而晁错的主张,更多也是皇帝削藩的一个影子。**到底怎么评价这个人,我觉得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背景,目前通过我读到的,我是这么想的。

延伸

  1. 无为是姿态,自由经济是结果(陪读补充):黄老之术的核心是”无为而治”—朝廷少动手、少折腾,让社会自己恢复元气。不是朝廷主动去”发展”什么,而是把手收回来,经济自己长出来。这跟文帝免税、财政让路是同一条线。
  2. 账单到期(陪读补充):上一篇说文帝模式自带保质期,这一节就是到期日—放手能发展经济,但放手解决不了权力问题。仁慈是文帝消费得起的奢侈品,景帝消费不起。
  3. 削藩削的是财权(陪读补充):叛乱之前,皇帝碰不了诸侯国的财政—诸侯握着矿产,矿产带来的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来源。层没有财权时是减震器,有了财权就是对手盘。所以战后的改革才那么彻底:财权收走、治理权剥掉、官员全由皇帝任命—诸侯国这个层还在,但牙被拔了。
  4. 贾谊库存积压(陪读补充):贾谊不是眼光不行,是生早了。他主张的朝廷干预、重农抑商、等级礼乐,文帝的时代用不上;但整套方案进了仓库,等一个想收权的皇帝上台—武帝朝开箱即用,一用两千年。郁郁而终,不如说是库存积压。
  5. 晁错之死(史料补充,答问题三里妙秋之问):晁错是景帝当太子时的老师,人称”智囊”,景帝登基后一路把他提到御史大夫,言听计从。被杀时,他穿着上朝的衣服被骗出门,半路斩于东市—到死都以为是去开会。后来邓公对景帝说:晁错削藩是为朝廷着想,是万世之利,计划刚起步就被杀。景帝沉默了很久,说:“你说得对,我也后悔了。“用过、舍得、杀完后悔—但后悔,不影响当时觉得值。
  6. 时势造英雄的后半句(陪读补充):环境决定”能不能”,性格决定”动不动”。记住这半句—等往后读到武帝把仗一场场打下去、把钱花光的时候,你会看到后半句:英雄也在造时势。

我理解偏了的地方

  1. 窦太后线开了头没收尾:第一遍口述只说了她影响力大,漏了她出手的方式—通过教育让刘氏宗族子弟都学黄老;也漏了她的影响力持续到武帝上位六年后、她去世才翻转。后来补上。
  2. “齐国”是音转字:复述里两次说成”齐国的诸侯联合""镇压齐国的叛乱”,实为”七国”。
  3. 贾谊”眼光不咋地”下重了:他不是错了,是文帝的时代还不需要他—详见延伸第 4 条。

可思考的问题

  1. 景帝杀了晁错,七国为什么还不退兵?
  2. 窦太后用教育统一思想,和后来董仲舒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,有什么异同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