吵赢了,却改不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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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昭帝: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,书里这一节先从一场改革讲起:人们的期待和现实却是相反的。

这一节讲了什么

书里这一节先从一场改革讲起:人们的期待和现实却是相反的。通过这样一个引子,引发出一个问题—为什么这类改革总是和人们的期望相悖?

经过了武帝风光伟绩的历史之后,到汉昭帝和汉宣帝—刘弗陵和刘询时代,汉朝进入了另外一个稳定阶段,史上称为昭宣之治,和文景之治相并称。汉帝国之所以在这个阶段获得第二次兴盛:第一,武帝晚年国家没有陷入财政枯竭—战争停止之后,朝廷的花费得到了控制。因为当时战争和养官僚体制是花费的大头,战争一停止,这边就得到了遏制。第二,从源头来说,是这两位皇帝的生活经历—说白了就是受过苦的两个皇帝,他们的出身使得他们在治国上从节俭的角度出发,相比武帝时期奢侈的宫室、后宫,节省了皇室的支出。第三,民间经济进行了农业革命:武帝末年有一个叫赵过的人,大力推广代田法,粮食得到了丰收;这个时期耕牛的出现代替了人力,大大解放了劳力;赵过本人还改进了犁的构造,提高了耕种的效率。结合这些,这个时期百姓的生活有一定的改善。

但是,由于武帝时期的官僚体系已经非常膨胀、非常庞大,对盐铁工业的垄断影响也一直还在,这个阶段返回文景时期那种繁荣经济是不可能的—武帝时期的模式已经成熟且固定,改革也只能在武帝的模式下进行。书里讲到,在集权帝国内部,有两条规律一直在交错起作用:第一条,一旦朝廷放松控制、削减财政开支,社会经济会立即出现反弹;第二条是效益递减规律—在制度建立初期,中央的放权让利往往能得到最好的效果,但到了中后期,同样的政策效果却会大打折扣。主要是因为在后期,复杂的利益集团已经成型了:中央即便让利,这些利也不见得会进入到老百姓口中。

汉昭帝时期,主政的是托孤大臣霍光。他的政策依旧打着武帝的旗号,但真正改的时候,是按照不同于武帝的形式去改。

昭帝时期有一次大争论:朝廷进、民间退,还是朝廷退、民间进?主张朝廷退出的人们,希望在新皇帝新改革的气势下,朝廷有所改变—回归到文景时期的黄老之术,让朝廷退出民间经济,不要参与具体经营。为了了解民间疾苦,汉昭帝让各个郡国推荐数十位贤良文学,也就是民间的社会贤达,来反映民间问题。这些人不负众望到了京城,将民间的问题一股脑全部反映给皇上。相对立场的代表,是武帝时期功劳最大的桑弘羊。他坚决不同意:站在朝廷的角度,这是财政需要—为了应付庞大的朝廷开支,朝廷必须从各种资源上获得收入,要不然朝廷就会破产。而贤良文学站在民间的角度,二者展开了辩论。这次辩论的细节,被一个叫桓宽的人记录在《盐铁论》里。

这场辩论揭示出集权社会的一个悖论:从理论上看是美好的事情,一到现实中就变味儿了。以桑弘羊为主的朝廷代表,把制铁业收归朝廷所有,不仅使财政收入扩大,还可以通过朝廷的管理提高铁器的品质、保障百姓的需求—因为朝廷的实力是最强的,肯定要比民间小规模生产的质量高得多。从理论上讲,这非常在理。但从民间来感受,却是另外一回事:人们的需求多元化,各地需求不同;收归官营之后,朝廷制造时不可能个性化,只会规模化地走,铁器的种类反而大大减少,对生产和市场的发展并不有利。而且,一旦朝廷把某一些行业收归官营,这个行业的产品就会立刻涨价。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有利于提高商品质量,从理论上讲都占优势;而商品质量下降,是贤良文学实际生活中的感受和体验。从我们后世的角度,切身体验是无法体验的,隔着这样一个时差,更多地会被桑弘羊一方的理论所迷惑,这些理论也就延续了几千年。铸币权也一样:收归朝廷之后,钱币的质量也在下降,皇帝还把白鹿皮、白金都当作货币投入市场,反而使得市场混乱。抛开道德上的说教,贤良文学认为朝廷的这些做法:一是抽取了民间的财富,二是使得整个市场混乱,三是官商勾结,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不平等。辩论上,贤良文学占了上风;但盐铁官营照旧。

退一步来看,这件事不是到底重农抑商还是重商抑农,而是背后整个链条:朝廷控制了盐铁这些资源,从而造成了贤良文学反映的民间问题。

期待改革的人们忽略了一个点:一旦朝廷垄断建立起来,朝廷的财政依靠的就是这些官营。当非农收入占了朝廷总财政的三分之二的时候,**你觉得他可能会放弃这些利益吗?**是不可能的。西汉后期,皇帝也尝试过一次废除盐铁专卖:汉元帝即位,全国发生大水灾,齐地出现大饥荒,朝廷下定决心不再与民争利,削减了一系列朝廷开支,同时取消了盐铁官营,撤销常平仓。但三年之后,皇帝又恢复了盐铁官营。这种官营体制之所以会存在,主要是因为它给了朝廷足够的控制权,有了控制权,下面会比较稳定;当朝廷的财政收入增速下滑的时候,这些官营的作用就会更明显。书里把这类改革叫”理顺式”的改革—我的理解,说白了就是出现问题照答案、抄答案,只是把混乱的形式理顺了,在结构上并不会有太大调整。宣帝时期,特别注意整顿吏治。

所以回头看:两位皇帝从小经历过贫穷,跟在幸福中长大的武帝不一样;但武帝时期的模式已经成熟且固定,再加上托孤大臣霍光—站在统治者的角度,他们更想要的是控制。民间的诉求和反抗,反而更加印证了朝廷需要整体的控制。盐铁的资源垄断很难颠覆,哪怕期间有要废除的,不久又再一次控制了—这也是为什么几千年以来,这个模式没有变化。

问题一:贤良文学吵赢了,盐铁官营却保住了,元帝废了也只撑了三年—为什么吵赢了却改不动?

我不知道这个赢是谁界定的,是皇帝这儿界定的吗?有可能只是安稳人心罢了。但皇帝这边,或者代替皇帝的朝廷这边,他肯定不会动自己的权益。当然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皇帝真的也有善心,想改,但是由于上一辈人的这种模式根深蒂固了,是无法去撼动的。只能表面儿去做人心的稳固,但根本上还是该干嘛干嘛。

问题二:一件理论上在理的事,为什么到了现实里就变味了?

我觉得这个属于上行下效的一个事儿,就跟咱们现实生活中安排任务一样:上面的标准要求是一等,执行下来的是二等,验收的时候觉得差不多就可以了。这就是理论和现实中的差距。再说得直白一点:它只是从理论角度说质量更高、更有保障,但真正落到人们手中,中间那么庞大的官僚体制,你拿一点儿,我拿一点儿,你克扣一点,我克扣一点,真正落下来的肯定是残次品。

问题三:假设你是霍光身边的谋士,盐铁官营这件事要你给他出主意:留,还是废?

怎么说,我觉得这也是个立场的问题,或者角色的问题吧。如果你站在霍光的角度,你为他工作,那你自身的角色、自身的主张—如果我是的话,我会说,朝廷这边儿去做一些把控,但是更多的还是要让整个民间这边活起来。生活好了之后,就那句话,攘外必先安内,你内部好了,你才能一直对外去做其他的。因为如果你全部垄断了,你的这些资源、收到的这些财富,它是来自于民间,壮大了朝廷,但是民间这边却是苦不堪言。但是如果你这边保持一定的份额,留给民间这边儿去发挥,整个市场流通起来,创造的财富就是正向的。创造财富正向的,哪怕你再去通过税收上缴拿大头—或者说不拿大头,就按照正常的—你既有收益,底下民间也是正常运行,人们生活不错,然后再一致对外。**因为你不能在一些有限的资源里头,再去掘更多的财富。**当内部流通起来、良好之后,再一致对外,就相当于开源节流—你不能在这一个圈儿里边儿不断地来回瓜分,那最终其实只是一边儿大一边儿小。但是如果你内部好了之后再开源的话,我觉得属于一个共赢的状态,我是这么想。

延伸

  1. 吵赢的是谁(史料补充):会开的那年昭帝才十四岁,真正拿主意的是霍光,他和桑弘羊正在争权;会后第二年,桑弘羊卷进谋反案被杀。这场辩论很可能是霍光借来扳倒对手的—人倒了,机器留下了,因为霍光自己也要用它。
  2. 钱源关不上(陪读补充):06 篇说”没钱你就得找钱源”,这一节是它的反面—钱源一旦找到就关不上。元帝废了三年又恢复,占总财政三分之二的收入,谁也停不了。
  3. 没有退路逼它变好(陪读补充):民间铁匠做得差,就卖不出去;官营做得差,照样有人得买,因为别家不让做。层层克扣能一直扣下去,是因为没有退路逼着它变好。
  4. 节俭需要记忆·第二回(史料补充):宣帝因巫蛊之祸,婴儿时就进了监狱,在民间长大,记得没钱是什么滋味—省得下皇室开支;可盐铁官营这台机器,省是省不掉的。

我理解偏了的地方

  1. 代田法:口述时说成”看土地是否肥沃来种植”—理解偏了。代田法是开沟起垄、沟垄每年轮换种植,让地力恢复。
  2. 桓宽的立场:口述时说成”贤良文学占了上风,好像并不是正确的”—准确说是贤良文学在辩论上占了上风,但没能改变结果,盐铁官营照旧。

可思考的问题

  1. 如果真的放开了,那三分之二的财政缺口,拿什么来填?